在西贡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周慧贤牧师见证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与我同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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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背景
我名叫周慧贤，出生在越南南方的西贡市（即胡志明市）。我父母是中国广东省人，在日本侵略中国时他们从广州逃难到越南南方，当时他们以为只是在越南暂住数年，一旦战争结束后就可以返回广州去，但是不久越南也被日本侵占，人民谋生非常困难。到抗战胜利后，他们已经一贫如洗，没钱买船票回国，所以就滞留在越南，但他们还是盼望着有一天筹够船资，就可以扬帆归国。
但是抗战胜利后不久，解放战争就开始了。政治局势迅速变化，不过几年的时间，国民党政府迁移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北京成立，而越南也分裂为南、北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政府处在互相敌对的不同阵营中，两国之间没有邦交来往，两国人民不能通讯，所以我父母和中国广州的亲友从此失去联系。
1954年越南分裂为南、北两国后，西贡政府计算南方的人口不及北方的人口多，如果将来要全民公投来作出政治决定，西贡政府肯定会落败，他们就打起华侨的主意，他们强迫华侨转化为越南国籍。当时很多富有的华侨都纷纷离开，有些返回香港，有些迁居台湾。我父母很穷，他们走不了，只有留在越南。西贡政府强迫华侨登记成为越南公民，办法很简单，只是把他们的出生地点强行改为越南，然后发一张越南身份证给他们，这样一下子他们就变成出生在越南的越南公民！我父母非常痛心，他们把自己的中国护照小心地保留下来。虽然这些护照已经没有法律上的价值，但却是唯一能够证明他们是中国人的凭据，所以他们视为无价之宝。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老幺。因为家庭贫穷的缘故，我的两个哥哥都是年纪很小就去工作，我姐姐在小学毕业后，断断续续地念了一点英文，跟着也去找工作。因为我是老幺，所谓“最小偏怜”，母亲舍不得让我在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去工作。但是我父母付不起中文中学的昂贵学费，因为中文中学全都是私立的，而越文学校的学费却很便宜，所以他们只有送我去越文中学念书。在越文学校里我学不到中文，我父母一再训勉我要自学中文，决不能把中文荒废了。
我母亲很怀念她在广州的父母和弟妹，她完全不喜欢越南，她一直盼望有一天能返回家乡和家人团聚。可能是受了母亲的影响，虽然我出生在越南，但我却不喜欢越南，我从小就盼望离开越南，去外国读书。我明白自己的家庭贫穷，父母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供我念越文中学，要去外国读书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下定决心要拿到最好的成绩，申请奖学金出国。我喜欢数学和物理，我立志要去外国的科技大学读书，成为物理学家。我甚至梦想等我学成后，就把父母亲都接出去，将来他们或者和我一起住在外国，或者返回广州生活，由他们选择决定。
西贡解放
当我一边努力读书一边做出国留学的白日梦的时候，越南南方的政治和军事情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75年初越南北方政府向南方发动了猛烈进攻，北方的军队势如破竹地攻陷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在短短的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北方的军队已直逼西贡市。美国大使馆和军事人员匆忙撤退，越南南方政府官员带着他们贪污所得的大量黄金和美元仓惶逃走。1975年4月30日越南北方的军队攻入西贡，跟着整个越南南方都解放了，越南全国统一了。
北方军队的坦克一辆接一辆地在大街上行驶过，他们的士兵进驻了南方政府机构的各栋大楼，到处可以听见他们高唱“大胜之日胡伯伯音容宛在”之类的凯歌（胡志明是北方政府已故的领袖，他们昵称胡志明为“胡伯伯”）。我看着这一切事情，心中一片空荡荡，无悲也无喜。我不知道将来新政府会怎样改革社会经济，但我知道我出国留学的美梦已被这些坦克大炮砸得粉碎。
在西贡很多华侨，包括我父母在内，却萌生了一个盼望：他们认为几十年来苏联和中国大力支援越南北方作战，所以才有今天的胜利，因此越南政府理应善待华侨，说不定政府会让华侨恢复中国国籍，准许华侨返回中国。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华侨中间流传很广，使得很多人非常兴奋。
母亲和广州的家人已失去联系三十多年，他们是死还是活？他们在哪里？她完全不知道。我想到一个主意，我代表她写了一封长信给广州市政府。信中我告诉他们关于我母亲的故事，我附上她以前在广州的地址，请求广州市政府替我母亲寻找她的亲人。我不知道广州市政府行政大楼的地址，在信封上我只写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我们把信寄出去后，大概过了两三个星期就收到一封从广州寄来的信，寄信人是“刘XX”，那是我舅舅的名字。母亲一看到这个名字，她就哭起来了！信里面有我外祖母、舅舅、阿姨，和其他亲人的照片，还有一封我舅舅写的长信。这是三十多年来我母亲第一次收到家人的消息和看到他们的照片。我外祖父已去世，我另一个舅舅被日本军抓去当劳役，不久他逃出来，避难到香港，然后辗转逃到印度尼西亚，后来就失去音讯，几十年来生死不明。
我母亲非常兴奋，她立刻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我们的照片一起寄给广州的亲人。从那时候开始，她更渴望可以早点回广州去，但是越南的情况却使华侨们从盼望变为失望，最后变成绝望！
初次经历真神雅伟的拯救
解放后越南政府开始清算富户，把所有的私人企业转为国营公司，跟着又两次更换货币，结果使得越南南方的经济几乎崩溃，大部分人都失业了。政府就下令所有失业的人都要去所谓的“经济区”开荒。很多人被送往“经济区”，但是那里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不久他们就偷跑回来。
我的家庭是贫户，我父母做小手工业，所以我们没受到什么影响。但是在学校里，老师和学生们都要上政治课，每个人都要参与学习讨论，还要唱颂歌来感谢赞美胡伯伯和越南政府的恩情。要我唱那些颂歌和说口是心非的话，我办不到，所以我决定停学。我从小喜欢读书，对我来说，停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父母很了解我，他们知道我不是懒惰，明白我的痛苦，所以他们让我自己作决定。
但是一旦停学后，我就成为无职业的青少年，而政府命令无职业的青少年要轮流前往“经济区”做短期义务劳动。我从小身体瘦弱多病，怎能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存活？而且有些女孩子前往“经济区”参加劳动，竟然惨被轮奸，她们逃回西贡后就自杀了！那些富有的家庭都付钱请工人代替自己的儿女去做义务劳动，但我的家庭哪来的钱请工人代替我呢？我母亲和我决定，一旦政府的命令来到要征召我去“经济区”做义务劳动，我们两人就一起自杀算了！我母亲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如果我死了，她也活不下去，当我们做好这种打算后，心情反而轻松多了。
政府征召的命令临到一区又一区，从这条街到另一条街，从这一户到另一户，每家每户的无业青少年都必须在规定日期去“经济区”劳动，到时政府会派大卡车送他们前去。我的家在一条小胡同里，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家家户户都接到命令了，母亲和我以为时候已到，但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我家住的胡同里有三十五户，征召的命令从来没有传达执行到我们的胡同里。这个“经济区义务劳动”的运动持续了很久，1978年我离开西贡的时候，这个运动还在继续进行中。几乎西贡市的每个角落的无业青少年都被征召参加劳动最少一次，有些人甚至被征召两三次，只有我们胡同的三十五户却一直没有接到命令。我的朋友们全都被征召过了，她们都是请工人来代替。当我们一起聊天，谈到义务劳动的时候，我告诉她们我从来没有接到命令，她们都不相信我，她们以为我不敢承认我父母请工人代替我，所以才说没接到命令。她们对我说：“妳就认了吧！妳父母请工人代替妳，这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都是这样做嘛！”无论我怎样解释，她们都不相信我说的话，因为政府是根据“户口登记表”挨家挨户地征召青少年们，按理是绝不会遗漏的。但似乎有一双大能的手蒙蔽了那些办事人员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这小胡同里的三十五户人家，结果这胡同里的青少年就成了“漏网之鱼”。
当时我还没有认识独一的真神雅伟和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我父母都是传统的佛教徒，我也跟随父母信奉佛教。雅伟是圣洁公义而又慈爱怜悯的真神，正如圣经所说：“祂叫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虽然母亲和我不是基督徒，但是当我们濒临绝境的时候，雅伟动了怜悯之心，祂伸出大能的手来拯救了我们。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神的奇妙大爱。
母亲去世
母亲一生有两个盼望：第一就是能看到我学业有成；第二就是能够返回故国。她在越南数十年来都身体多病，就是这两个盼望支撑着她与病魔搏斗。但是西贡解放后，我的学业前途也随着被完全毁掉。解放初期，母亲还以为归国有望，尤其是她重新联系上在广州的亲人后，她更是归心似箭，但后来母亲看到新政府根本不打算让华侨返回中国，她知道归国已经无望。母亲的两个盼望都先后被粉碎了，她的身体也随着越来越坏。
那时候西贡大部分的法国医生和美国医生都纷纷离开，医药极其短缺，连医院都缺乏药品，但大量的药品却在黑市上流通，以非常昂贵的价格出售。在医生和药品都缺乏的情况下，母亲的病得不到很好地医治。解放后一年，1976年，母亲开始觉得小腹疼痛，后来这种疼痛越来越严重，她每天要吃止痛药，我常常要跑到黑市上买止痛药给她。我们的邻居是一个有几十年经验的护士，她看到母亲的情况不对劲，她向我们提议应该让母亲去政府的癌症医院做检查。
母亲和我便前往癌症医院做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子宫癌，正如那位邻居所预测的。但母亲和我既不恐慌也不悲哀，因为我们早已准备好，如果一旦政府征召我去“经济区”开荒的话，我们就一起自杀。所谓“哀莫大于心死”，所以患上癌症也不是很可怕的事情。
癌症医院让母亲住院接受化疗，但经过第一次疗程后，母亲觉得浑身软绵绵的，非常疲倦。她看见邻床的病人经过数次治疗后，身体越来越衰弱，一举一动都需要别人搀扶，母亲毅然决定不再接受化疗，立刻出院。她的理由是既然大部分的癌症病人都不能治好 （在当时医生和药品都缺乏的情况下，大部分的癌症病人都治不好），最后难免一死，那又何苦要受化疗这种活罪呢？而且她认为如果生活是幸福快乐的话，那当然谁都想活得长一点，但如果活在绝望痛苦当中，即使长命百岁也没意思，只是延长痛苦而已，倒不如早点结束。母亲一生的两个盼望都被击碎后，她已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她不想再与病魔搏斗了。
母亲的病情迅速恶化，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她已衰弱得不能出门了，但奇怪的是她的疼痛并不很严重，她每天只是吃普通的止痛药就能止痛，不像一些癌症病人要用吗啡才能奏效。母亲开始做死后的打算，她告诉我不要把她埋葬在越南，要把她火化，保存她的骨灰。自从越南南方解放后，就一直不断有人偷渡出境，母亲教我要想办法逃出越南。她叫我离开越南的时候把她的骨灰带走，将来有机会回去中国的话，就把她的骨灰带回广州去埋葬；如果我不能离开越南的话，母亲知道我也活不长了，她叫我在去世前先把她的骨灰撒在大海里。母亲也求我父亲想办法让我偷渡到外国去重建我的前途，不要让我埋没在越南。
1977年5 月23日母亲去世了。我们遵照她的遗言把她火化，把她的骨灰保存在家里。我写信给广州的舅舅告诉他这个噩耗，广州的亲人都非常沉痛，他们满以为失散三十多年的骨肉很快就可以团聚，想不到我母亲却去世了。我继续和舅舅保持联系，他希望我想办法带着母亲的骨灰到广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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