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应许之地

周慧贤牧师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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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异恩典

独一真神雅伟有无比的慈爱怜悯，而且祂了解我的心。祂知道我是真的不懂，虽然我说了那些亵渎犯上的话，但祂没有惩罚我，相反地祂让我更深地经历祂的恩惠大爱。从 1983 年初开始，我经历了五件奇妙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1983 年初，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收到父亲从越南寄来的一封信，父亲说他生病需要钱医治。当我知道父亲生病了，虽然我很穷，我还是尽我所能寄了两百块加币回去。

政府每年给我四千块钱助学金。大学的学费是一千，其余的三千块就用作生活费、书本和用具等费用，平均每个月我只有三百块钱左右作为生活费。在学期中我不做兼职工作，在前面我已说过，因为我的英文不好，我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学习。放暑假时我才去餐馆打工赚钱，所以对我来说，两百块加币是一笔很大的钱。

当年，要汇款去越南是非常麻烦的。首先，我要去加拿大皇家银行（Royal Bank）买一张汇票 （Bank draft），但我不能把汇票直接寄给我父亲。我要把父亲的姓名和地址交给银行，他们就把那张汇票和我父亲的姓名地址寄给越南胡志明市的国家银行，然后胡志明市的国家银行根据那个地址去通知我父亲来领钱。我父亲收到的是越币，不是加币。虽然手续是麻烦一点，但这个办法倒是蛮安全的。之前我已经寄过钱给父亲，每次他都是很快就收到了。

但过了一个月后，我又收到父亲的另一封信，他说还没收到钱。我知道糟糕了，我立刻拿出皇家银行的收据来看看。一看之下，我才发现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填写了父亲的名字和国家、城市、街道的名字，但我没有写我家的门牌号码。那笔钱已到达越南胡志明市的国家银行，但他们没有办法通知我父亲，因为没有我家的门牌号码！

徘徊旷野

周慧贤牧师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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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的难民营一飞冲天前往加拿大

香港的警察把我们送往一个旧军营，那是一个所谓 “禁闭难民营”，那里有警察看守着，我们不能外出，就像个监牢一般。在那个 “禁闭难民营” 里有很多比我们先到的越南难民，他们说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后，就会转到所谓 “开放营”，那时就可以自由外出了，所以千万不要惹怒那些警察，要守规矩，那就可以早点转营。我们两艘船的人分别住在不同的房间里，白天我们出来在营地的广场上谈话，大家心里即沉闷又惧怕，不知前途如何。

我们在 “禁闭难民营” 里住了两个多月后，在 1979 年 5 月终于获得转往九龙深水埗荔枝角道的 “开放营”。香港政府发给我们每人一张 “难民证”，那就是我们在香港期间的临时身份证。联合国每周发给我们每人一笔钱作为生活费，香港政府也准许我们去找工作挣钱。

那时候很多外国的电子公司纷纷在香港设立工厂，因为工厂太多，甚至请不到足够的工人来工作。当时一批又一批的难民到来，正好填满那些空虚的岗位。那些电子公司甚至派人员到难民营来聘请工人，两、三天后，我就在 Philip 电子公司找到一份电子装配员的工作，每周工作五天半，每天工资 32 块港币。早上公司派 10 辆大巴士（公车）到难民营来接我们去上班，午饭在工厂里吃，下班后又送我们回难民营，生活简单而忙碌。我在饱经四年的忧患之后，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太美好了！

我们到达 “开放营” 后不久，联合国就派给我们一张申请表，让我们填写自己的意愿要去哪个国家定居，我们可以选择三个国家。我选择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全都是英语国家。我的英文水平很低，我在越南时读越文学校，我的第一外语是法文，英文只是我的第二外语。我只懂一点点英文，而且大部分还是我自学的，我自学语法和单词，但听力和对话是完全不行。再加上我没有亲戚和朋友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我恐怕这三个国家都不愿意收容我。如果他们不愿意收容我的话，我就要重新填写申请表格，重新排队等候，所以当时我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可以找到定居的国家，好让我重建我的前途。

真神大能分开红海

周慧贤牧师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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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贡到广西省的东兴镇

我姐姐在解放后不久就结婚，姐夫也一直在想办法偷渡离开越南，但是坐船偷渡去泰国或马来西亚的费用太高了，他付不起。当他知道我的舅舅鼓励我回到广州去，他就想到一个主意：他打算从西贡坐火车到北方的河内市（北越的首都），然后在河内想办法越过中越边界进入中国。一张从西贡到河内的火车票很便宜，另外我姐夫也认识一些在越南北方的贫穷的华侨，他们常常越过边界去中国买东西带回越南，他们很熟悉那一带的路途。姐夫知道只要付一笔钱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带我们过去中国。姐夫计划用这个办法偷渡离开越南，因为这个办法的费用非常便宜。

我去询问父亲的意见，他也很赞成我跟随姐姐和姐夫用这个办法偷渡离开越南。我家虽然贫穷，但父亲还是储蓄了一点钱，他把偷渡的费用如数交给我，他还带我去买了一些衣服和背囊。我把母亲的骨灰装在数层塑料袋中，再用衣服包裹好，放在背囊里面。1978 年 2 月初，农历春节的大年初二凌晨一点钟，我在家里吃过了开年饭，大哥就用摩托车送我去火车站，父亲站在门口目送我离开。我在火车站会合姐姐、姐夫和他们一岁多的儿子，然后一道坐火车北上。

火车到达河内市后，我们转车从河内去海防市。海防是一个沿海城市，那里有很多华侨。我们住在姐夫的朋友家里等候，过了几天他的朋友安排好一切，就带着我们乘小船从海防前往另一个小镇，从那小镇又辗转到了一个在边界附近的小村子，从那里可以走路到划分中越边界的河流。我们在那里等候了几天；在一天晚上，当河水低潮的时候，姐夫的两个朋友带我们涉水过河。河水高达我的胸膛，我不会游泳，我应当很害怕，但奇怪的是我毫不害怕，一股难以言喻的温暖平安充满了我整个心灵，我心里只是想着我终于带着母亲回国了。

在西贡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周慧贤牧师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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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背景

我名叫周慧贤，出生在越南南方的西贡市（即胡志明市）。我父母是中国广东省人，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他们从广州逃难到越南南方；当时他们以为只是在越南暂住数年，一旦战争结束后就可以返回广州去，但是不久越南也被日本侵占，人民谋生非常困难。到抗战胜利后，他们已经一贫如洗，没钱买船票回国，所以就滞留在越南，但他们还是盼望着有一天筹够船资，就可以扬帆归国。

 但是抗战胜利后不久，解放战争就开始了。政治局势迅速变化，不过几年的时间，国民党政府迁移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北京成立；而越南也分裂为南、北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政府处在互相敌对的不同阵营中，两国之间没有邦交来往，两国人民不能通讯，所以我父母和中国广州的亲友从此失去联系。 

1954 年越南分裂为南、北两国后，西贡政府计算南方的人口不及北方的人口多，如果将来要全民公投来作出政治决定，西贡政府肯定会落败; 他们就打起华侨的主意，他们强迫华侨转化为越南国籍。当时很多富有的华侨都纷纷离开，有些返回香港，有些迁居台湾。我父母很穷，他们走不了，只有留在越南。西贡政府强迫华侨登记成为越南公民，办法很简单，只是把他们的出生地点强行改为越南，然后发一张越南身份证给他们，这样一下子他们就变成出生在越南的越南公民 ！我父母非常痛心，他们把自己的中国护照小心地保留下来。虽然这些护照已经没有法律上的价值，但却是唯一能够证明他们是中国人的凭据，所以他们视为无价之宝。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老幺。因为家庭贫穷的缘故，我的两个哥哥都是年纪很小就去工作，我姐姐在小学毕业后，断断续续地念了一点英文，跟着也去找工作。因为我是老幺，所谓 “ 最小偏怜 ”，母亲舍不得让我在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去工作。但是我父母付不起中文中学的昂贵学费，因为中文中学全都是私立的，而越文学校的学费却很便宜，所以他们只有让我去越文中学念书。在越文学校里我学不到中文，我父母一再训勉我要自学中文，决不能把中文荒废了。 

我母亲很怀念她在广州的父母和弟妹，她完全不喜欢越南，她一直盼望有一天能返回家乡和家人团聚。可能是受了母亲的影响，虽然我出生在越南，但我却不喜欢越南，我从小就盼望离开越南，去外国唸书。我明白自己的家庭贫穷，父母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供我唸越文中学，要去外国唸书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下定决心要拿到最好的成绩，申请奖学金出国。我喜欢数学和物理，我立志要去外国的科技大学唸书，成为物理学家。我甚至梦想等我学成后，就把父母亲都接出去，将来他们可以和我一起住在外国，或者返回广州定居也好，由他们选择决定。